云南大学“王牌学科”民族学诞生记之一
探索 从历史中蹚出的“学术报国路”
现位于昆明市呈贡古城社区的魁阁旧址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2月14日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云南大学再次入选，云南大学民族学、生态学2个学科也入选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
民族学作为云南大学久负盛名的“王牌学科”，此次入选，不仅对云南大学进一步提升学科的影响力，提升学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力，提升学校民族学学科对世界民族研究的引领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也对更好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服务国家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纵观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发展史，尽管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水平再上新高，但这个成绩只是该学科丰硕成果中的一个“闪光点”。
从上世纪30年代末至今，云南大学民族学走过了80多年岁月，一部学科建设史，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民族学发展史，80多年民族学从未停止跋涉的脚步，不断开拓进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同频共振、同向同行，砥砺前行的“学术报国”精神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乱世中独占鳌头的学术新星
云南大学民族学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中国民族学学科成长史中寻找答案。
据云南大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段红云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全新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体制传入，中国传统的“国家观”“民族观”受到冲击和挑战，中国逐步展开对民族学的研究。
自1903年林纾、魏易翻译德奥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并由京师大学堂书局出版算起，至今，中国民族学已经走过近120年的历史。
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学走过了一条由西学东渐到逐渐本土化、几经波折逐渐发展壮大的道路，这条路也是云南大学民族学走过的路，更是一条把 “舶来学科”完美转型为本土精品的“学术报国”路。
段红云介绍，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大学的方国瑜等一批学者就开始从事民族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参与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会勘和界务交涉工作，创办《西南边疆》，出版《西南研究丛书》，成为当时民族问题、边疆和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
“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享誉世界的学术精英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段红云说，为躲避战乱，学者们在昆明呈贡“魁星阁”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写下了《云南三村》《生育制度》《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传世经典，开创了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学科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魁阁时代”，并逐步演变成为一个重要的“魁阁学派”，奠定了云南大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植根田野的学术传统和在学界的影响力。
据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不断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的民族学人才培养体系，1987年恢复人类学本科招生，2009年恢复民族学本科招生；2001年获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2002年获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并获准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9年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为第一名；2017年9月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在2017年12月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被评为A+，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在教育部历次评估中始终名列前茅。
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走进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总能听到师生口中频频提及“魁阁”。什么是“魁阁”？对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段红云介绍，“魁阁研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为云南大学留下了深厚的学科积淀，“魁阁精神”就是“学术报国”的精神，对我国当前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此开启了一段教育史、文化史的传奇。同年，费孝通先生从英国学成归来，到云南大学任教并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后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致力于云南社会特别是农村各方面情况的实地调查研究。由于日本飞机不断空袭轰炸昆明市区，1940年，费孝通带领一大批学者，被迫将社会学研究室迁至昆明东南的呈贡县（今昆明市呈贡区）大古城魁阁，抗战胜利后才搬回校本部。在这里，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当，把学术研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基础，“魁阁精神”由此产生。
据云南大学民族学科学研究成果数据显示：上个世纪，“魁阁”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汇聚了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林耀华、杨堃、江应樑、田汝康等享誉世界的学术精英，创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鼎盛时期，产生《云南三村》《乡土中国》《彝族简史》《傣族史》等一批学术经典。
如今，“魁阁精神”引领新的学术高地，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构建了具有云南大学特色优势的学科体系，高层次人才成倍增长，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科学研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国际合作交流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魁阁”是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几代人的探索，让这门学科薪火相传，建立起学科的精神殿堂，鼓励着研究者们认识中国社会必须要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入手，身体力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道路。
民族工作源源不断的学术动力
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都对云南的民族工作寄予厚望，提出云南要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全国民族工作中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
段红云告诉记者，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以来，云南大学更加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特色发展，牢牢把握追踪融入世界科技前沿与全面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两个着力点”，坚持瞄准前沿、追求卓越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两条腿”走路，着力体现学校在全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科学研究的创新性以及对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性这“三性”。
“我校在学科建设上，紧紧围绕云南发展‘三个定位’，着力处理好云南民族与文化多样性、生物与生态多样性和地处边疆与毗邻南亚东南亚这三组关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着力打造民族学一流学科，成为全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领头羊，成为学校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支撑。”段红云说。
云南的民族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云南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悠久历史，使得云南大学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回顾云南大学民族学科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和优秀的学术传承，一直都以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以服务促发展，通过充分发挥云南民族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资源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再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走学科群建设模式，发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优势，实现质的提升，走出一条特色发展、协同发展、开放发展的建设道路。”段红云介绍说。
云南大学“王牌学科”民族学诞生记之二
实践 从“田野”中孕育出的学术力量
2020年7月，在高黎贡山傈僳族村落开展田野调查
这是一门把论文写在“田野中”、写到民族村寨里的学科，是以“立维护民族团结之德，树民族团结之人”理念和“学术报国”精神培养民族人才的学术摇篮，也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服务国家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为目标的学术基地。从招生时“门庭冷落”到本科和研究生“第一志愿”爆满，从一门“舶来学科”华丽蜕变为“国内一流”的本土特色学科，它结束了云南很多少数民族没有博士生、硕士生的历史，在教育部历次评估中始终名列前茅，桃李满天下、研究成果誉满世界……
云南大学民族学科研究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凭什么在业界独树一帜？
深耕田野调查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转化
在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田野调查”被视为“从学生到学者”必不可少的一场“成年礼”。
每年由青年讲师或教授带领深入各民族村寨进行田野工作，本科生每年1个月，硕士研究生每年20天，博士研究生则1年，调查期间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一起干活，白天深入调查，夜晚总结写报告，尽管有些累，但学生们依然乐在其中。
“我之所以选择民族学，主要是因为这门学科不是单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深入民族村寨调查，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各地民族文化和民族工作现状，为我们的学术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张辉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四年级在读博士生，本科就读于山西某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出于喜爱和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兴趣来到云南大学攻读民族学，来云南7年，张辉时常深入迪庆、普洱等民族聚居地进行调查，独立完成了数个民族生态环境保护课题研究。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田野调查永远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关键‘钥匙’，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张辉表示，下一步将在民族学研究道路上继续深造，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改善边疆社会治理，推动民族工作更上一个台阶继续努力。
一直以来，“田野调查”都是云南大学民族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也是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必备的理论和实践训练环节，是民族学研究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据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段红云介绍，从2003年至今，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在红河、丽江、大理、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的少数民族农村建立了14个调查研究基地，该校“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独特教学模式，吸引了无数国内外学子纷至沓来，招生率、升学率、就业率稳步提升，学生综合实力获得学界广泛好评。
“我们在全省建立了14个少数民族村寨田野调查基地，定期开展实践教学，整理发表村民日志12本（667万字）、影视人类学作品35部，协助有关部门及时掌握民情民意，动员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组织研究生志愿者参与教育扶贫，云大独龙江支教团的事迹受到团中央和社会各界充分肯定。”段红云说道。
发挥学科优势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重视学科人才队伍建设，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保持学科活力的要诀之一。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李晓斌告诉记者，云南大学民族学立足云南民族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资源优势，继承吴文藻、费孝通老一辈学者奠定的优良传统，弘扬“学术报国、志在为民”的“魁阁精神”，创造性提出“理论+田野+语言+技术”的多维人才培养理念。通过“理论+田野”拓展课堂空间，通过“语言+技术”拓展课堂实践，发挥民族学科优势，促进学科发展实现质的提升。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边疆学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高志英和该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伟华都是云南大学“魁阁学派”第三代学者，自入职以来，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深入各个民族村寨进行田野调查，了解云南省情、民族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现状，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文化部项目《中国节日志·傈僳族阔时节》以及《通过观察理解中国》等一批影响深远、学术严谨的优秀成果。
“田野调查可以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们了解云南、了解民族，爱上云南这块土地，让学生们在调查中产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明确自己的学术目标、提升学术研究能力。”高志英说道。
据了解，云南大学是第一批获批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点授权的高校，也是中国率先恢复人类学专业的高校之一，设有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获批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育部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研究基地，设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形成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结束了云南很多少数民族没有博士、硕士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在2015年度全国博士后综合评估中被评为优秀，是云南省唯一获通报表彰的流动站，也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重要的科研平台和人才储备平台，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自设站以来，该站通过邀请国内外知名民族学家讲学，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与美国、日本、韩国、比利时、泰国、缅甸等国家以及中国港台地区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交流合作关系等方式，为博士后科研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通过推进12个田野调查研究基地的建设，不断探索和创新博士后的实践培训，推动对西南少数民族长时间的跟踪调查，提升民族学博士后的综合社会实践能力，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大都获准博士后面上项目资助，产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此外，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还入选了国家“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承担国家马工程教材《中国民族史》《人类学概论》编写工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入选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获全国教学竞赛二等奖1项，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1项，“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二等奖1项；连续11年举办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先后接受国内外86所高校师生近2000人参加理论研修和田野调查，培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人才。
发挥“智囊”作用
服务民族工作大局
2009年，云南大学承办了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民族学人类学最高规格会议“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此次大会上，以云南大学教授为主的云南680名学者，为大会提供了16个专题、635篇学术论文，向国际学术界提供了关于中国民族和宗教政策、民族和宗教工作实践以及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总结，也展示了云南大学民族学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成果。
据段红云介绍，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获准建设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民族教育教材与管理政策研究中心；出版和发表了《西南民族通史》《国家图书馆藏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汇编》《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全球化及其人类学论题》《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等论著；建成5个特色数据库；6份咨询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中国民族问题智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问题智库”入选“CTTI高校智库百强榜”；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8项；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
“多年来，云南大学不断加大民族学科建设投入，优化学科发展环境，不断壮大学科队伍，完善学科平台建设，增强国内国际学科合作和交流，造就了一批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队伍，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得到大力发展，成果显著。云南大学也因此成为全国民族学科获奖数最多的高校，民族学也是该校获奖课题最多、立项率、人才水平最高的学科。”段红云说。
进入“双一流”建设二期，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建设目标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民族学研究的“云大学派”，成为全球民族学人才培养高地和享有国际声誉的民族学研究中心，引领世界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发展，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民族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云南大学“王牌学科”民族学诞生记之三
发展赋予民族学新的学术生命力
当前，民族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题主线、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为我们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新形势下，民族学该如何应对新挑战、适应新要求？
云南大学民族学专家学者们表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就必须强化理论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加强政策宣讲，加强干部队伍培训，加强社会服务，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智囊作用，为解决云南民族学的发展困境和挑战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把握机遇 转换研究视角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关凯表示，这一要求既是对民族学提出的学科新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重大战略机会。
“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国家政治战略要求下，民族学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在于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以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替代已形成路径依赖的‘传统导向’，赋予民族学以新的学术生命力，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关凯表示。
关凯认为，在新时代追求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民族学的时代特征更加鲜明，针对此所发生的知识转向，需要把现代性和国家视角带回民族学研究。当下中国特色民族学需要积极回应新的时代要求，需要把“国家”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带回民族学的专业性思考。
对此，关凯建议，把民族研究从重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问题研究”中提升起来，探索基于民族学的国家理论。
关凯表示，“把现代性和国家带回来”的民族学知识转向并非意味着某种“另起炉灶”式的“创新”，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拓展问题域，反思由现代性所引发的新问题。
“依据学科特点和学科属性，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要从整体上把握学科知识体系，既能充分保持学科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又能有效地服务现实的国家战略需要，这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关凯说道。
围绕主线 加强学科建设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民族工作发表了很多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民族理论研究、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意味着，云南大学民族学科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民族工作主线作出调整。”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段红云表示，当前，云南大学民族学面临“由单个民族的个体研究转为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的挑战，以及高层次领军人才不足、优秀青年后辈人才乏力、当前人才队伍还不能有效适应新时代民族学科建设新要求等问题。
“这也是下一步在学科建设当中必须解决的紧要问题，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学科建设必须转型。”段红云表示，下一步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建设目标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相关学科资源，重新整合民族学学科体系，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创新学科知识内涵，强化交叉融合，联合攻关，提升学科知识原创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为人类社会化解“文明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在人才培养方面，云南大学民族学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维护民族团结之德，树促进民族团结之才，以课程思政为中心，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为重点，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构建民族学卓越人才培养新体系，厚植爱国情怀，增强综合素质，培育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跨学科知识和国际化视野、能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民族学新型拔尖人才。
“在民族研究方面，民族学研究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主线，深刻领会中国民族学研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加快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转型，促进吸收借鉴与守正创新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单一民族研究与中华民族研究相结合，汉文文史资料与少数民族文史资料研究相结合，国内民族研究与海外民族研究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段红云说。
